延安时期，是我党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，在这一时期，我党通过各种方法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不断成长为一支成熟的、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。

领导干部带头自我批评

1941年，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学习中，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的党史，总共讲了有十多次，而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错误时，他总是把自己摆进去，当众作深刻的自我批评，使大家深受教育。王若飞是一位善于启发别人对自己进行批评，而且乐于接受批评的领导。在一次民主作风检讨会上，他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：“我的毛病很多、很大，同志们要尽量提出来，为什么只提出‘性急’这一点？但就这一点，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。由于我性情急躁，就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，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，遇到事情就会主观主义，就会危害革命事业……”

七大召开前，王稼祥在《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》中对自己犯过的一切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、深刻、诚恳的检讨。七大上，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，诚恳检讨了自己存在的“左”倾路线错误，并以亲身经历的遵义会议的经验，论证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重要性。周恩来对于自己不懂国情，犯过错误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。他们的发言，受到了大会代表们的欢迎，让大家很感动。

在公告栏、报纸上开展批评

千里迢迢来到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军营地发现：“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，里面有黑栏（批评栏）和红栏（表扬栏），在红栏中，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、无私、勤劳和其他美；在黑栏中，同志之间互相批评，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。”朱德告诉斯诺：“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——而且也常常这样做。”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倡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。

1942年8月9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《谈区委的领导问题》批评文章，严肃地谈到，对于领导干部的问题光批评指责是远远不够的，要紧的是仔细地研究它、积极地改正它。1945年5月10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《米脂生产领导须加强，县级干部不重视春耕》一文，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中共西北局专门就此事给各级党委发出《发扬正确的自我批评》指示，并刊登在《解放日报》上，指示批评了米脂县少数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，并指出：“此文所指出的缺点，不仅存在于米脂县的个别干部中，而且在其它地区不少干部中亦严重存在。因此，希望各级党委注意研究，并以此作为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，具体检讨各地所属工作中的类似缺点，发扬正确的批评自我批评，以达教育干部、改进工作之目的。”

召开民主生活会

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回忆说：延安时期党内民主生活是很好的，大家有啥说啥，敢说真话，从不拐弯抹角。他举例说，有个名叫窦商初的老团长，打仗的时候身上负过7次伤，从解放区来到延安，对有些事情看不惯，什么也不怕，什么话都敢讲。开小组会他讲，开大会他还上去讲，一讲就是半天，但意见有些偏颇。他讲完了，大家讨论他讲的话，哪些对、哪些不对，慢慢地跟他讲道理。他有气的时候，你说啥他也听不进；他缓过来了，你再给他提意见，他知道自己讲错了，就虚心接受了。

延安时期，我党对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很讲究，除以上所述，还有在大量阅读文件的基础上，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风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；多注意听取群众方面的批评和意见等方法。这些方法，对于处在环境更加复杂的新时期，肩上任务更加重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。